天樂里（Tin Lok Lane）在香港灣仔區，始於摩理臣山道與灣仔道交匯，至軒尼詩道與馬師道交界而止，往南便是快活谷馬場。此「里」不長，約250米，微微彎曲如一把彎刀，卻是我寫作路上於《香港文學》上收割豐盛的一段黃金歲月。
《香港文學》一開始而有盛名，是因為主編劉以鬯的關係。劉以鬯是著名小說家，其長篇《酒徒》被尊為我國第一本完完全全的「意識流小說」。而其極短篇〈打錯了〉，傳誦極廣，口碑載譽，並曾在香港DSE會考中文科試卷中作為範文，考核學生的理解能力。昔清末梁啟超〈論小說與治群之關係〉中言小說有「薰、浸、刺、提」四力，劉以鬯小說得之矣！
那段日子我在半山東山臺司徒拔道的一間教會中學任圖書館主任，時維1986至2000十五年間。我在寫作裏稱這段時期為「山舍時期」。第一次「登場」在第14期（1986.2），劉以鬯組織了一個叫「香港的新詩」座談會，並親自擔任主持。
出席的詩人共13位，你道是哪些名字？且看：舒巷城、何達、梁秉均、鍾玲、李英豪、覊魂、李國威、葉輝、秀實、陳德錦、陳昌敏、羅貴祥、迅清。當時也惟有《香港文學》才邀請到這些仍活躍在詩壇的前輩與新銳的詩人來。
最後一次「亮相」是第181期（2000.1），那時我已不單是參與者的角色，並身兼組織者。那是《香港文學》為迎接千禧年而策劃的「千禧評論專輯」，劉以鬯委託我組稿。九篇評論目次如下：
王敬羲〈香港文學與我〉、陳德錦〈無分雅俗迎千禧〉、楊光治（廣州）〈根植於民族文化土壤深層的秀木〉、崔晶盈〈兒童文學與語文課本〉、汪祖義（安徽）〈永遠的情愫〉、黃華昌〈淺談吳煦斌小說〉、夏馬〈關於散文詩的定位〉、高廣方（廣州）〈一個異數與我〉和秀實〈談小說的模式〉。
那段日子，我常在課後沿司徒拔道下山，抄基督教墳場的捷徑，走到《香港文學》雜誌社來。雜誌社在一個單棟的寫字樓大廈內，單位約三百呎，兩房一廳。一間是編輯室，一間是會客室，外邊三張寫字檯供職員之用，還有一個小小的雜物間，存放著影印紙和蒸餾水。窗朝山，半山的嶺南學院紅灰色的建築群可見。
在這狹小的房間內，劉以鬯曾和我論及許多有關他個人的文學際遇，從國內到新加坡到香港。我們也常對文壇上某些話題交換看法。然我資歷淺，不諳世故，昧於人情，故常是聆聽者並從中獲益匪淺。
這個狹小的空間，時有來自世界各地的文人墨客叩門，我也因之有幸目睹那些名作家們的盧山真貎。當時文壇頗有微言，說《香港文學》徒有「香港」之名，但發表香港作家的文章偏少。劉以鬯對這些意見十分認真，他解釋道，香港是一個流動的城市，許多作家都曾經居留在香港，只是人們疏忽不察，當時他舉了很多例子，但我特別記得的是鷗外鷗。
後來我寫〈語言與詩意，反與不反：鷗外鷗詩作漫議〉時便發覺，詩人鷗外鷗曾寫下不少香港色彩濃厚的作品。如〈和平的礎石〉寫第十五任港督梅含理爵士的雕像、〈禮拜日〉寫灣仔區大佛口中華循道公會禮拜堂，並留下了〈香港的照像册〉一系列的詩作。文壇一般視鷗外鷗為大陸詩人，值得商榷。後來，從寛從嚴，何謂香港作家便成了文壇上熱門的爭議！
文學有地域，彰顯在文字間，然文學無國界，以語言為邊界。譬如大名鼎鼎的雜誌《紐約客》（The New Yorker）雖有「城中話題」（The Talk of the Town）專欄，但內容卻不乏世界時事與熱門焦點。辦文學刊物猶如一所大學的文學院，對社會開放，歡迎優質而攔阻平庸。僅此而已。確然，香港作家的強大流動性，在某種意義上把「香港文學」這塊餅做大了。這是研究香港文學的學者不可不察的。
劉以鬯並不寫詩，然而卻極為重視新詩。他對詩歌有著對小說同樣先鋒而開闊的眼界，能接受不同的嘗試，而不僅僅拘泥於「分行」的形式。當時他刊登了香港打工詩人陳昌敏的一系列的詩作〈雜工手記〉，詩壇普遍認為那是雜文，形式分段並缺「傳統上」的詩意。
但他曾對我說（大意）：這些詩突破了格局，詩人要敢寫。後來陳昌敏結集成《雜工手記》時，那些「手記」都曾陸續在《香港文學》上發表。這件事讓我醒悟到：作品領先，理論跟隨其後的道理來。
劉以鬯感到新詩的讀者相對少於小說與散文，所以他常為新詩作品作出跨界的嘗試，其中較多的是詩與畫的「對話」。他曾多次把畫作給我，讓我配詩。這些畫家名字包括麥少峰、梁德祥、陳迹、水禾田、余錦山、彭佐營等諸家。
每期香港文學，只要是新詩，版面設計常見別出心裁。如66期（1990.6）頁36我的〈東涌隨筆〉，六首八行組詩佔頁面對角線左側，而題目「東」是明朝張弼書法，「涌」是明朝蹇逹書法，「隨筆」即是粗黑體印刷字。115期（1994.7）頁49我的〈美國詩篇〉,題目用橘色粗明體,拓在灰綠色的底色上，詩句反白，倍為悅目。
天樂里頗具市井風，走出雜誌社大廈左拐，有一間小小的棺材鋪，就這讓把棺木疊放在店面兩旁。每次與友人路經，他必走上馬路，繞道而行。有時我們會在旁邊的茶餐廳，或拐彎到灣仔道的牛腩粉店下午茶，然後我便穿過霎西街喧鬧的灣仔街市，到堅拿道天橋底坐一零二號隧道巴士回美孚新邨。
這是我生命裏一段難以忘懷的單純的日子。文學包括詩歌，在某層意義上都是在詮釋「存在」與「死亡」，而非事件。這是其究極之可貴。如今回想，劉以鬯自是我文學道路上的恩師，既予我青澀作品展示的機會，也予我文學成長的培育。
在華文圈早享盛名的香港著名小說家劉以鬯近日在台灣再度被熱炒。聯合文學出版社重磅推出他的作品集，消逝中讓人感到溫暖。那個2000年暑假前，劉以鬯離開了《香港文學》雜誌社，我的學校也遷移到港島東杏花邨。風光有異，景物不同，山舍歲月在驟然來臨的夏天暴雨中，就這個的流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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