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出不同事物間的關聯，一直是我寫作上努力以赴的。我確信存在的事物間，都有著相互關連的地方。譬如說，一場群眾運動與一個註冊商標；半碗稀飯與晚來的秋雨，彼此間雖貎似毫不相干，如若深思，總能尋得到兩者間的「相類點」。
當然，這與每個人的學養和閱讀息息相關。近讀土耳其奧爾罕·帕慕克的《天真和感傷的小說家》（Orhan Pamuk The Naïve and the Sentimental Novelist），當中便談到「博物館」與「小說」兩者間的關係。一般人只知道博物館為小說的素材作出供給或考證，較為人熟知的是日本赤川次郎的《推理博物館》。但帕慕克卻由三個不同的角度去看兩者間的關係。
他說：「博物館保存物品，小說則保存細微差別、語調、語言的顏色，從一個主題跳到下一個主題的偶然方式以口語表達人們的一般思想以及意識。」（頁123）在帕慕克看來，參觀博物館與閱讀一本優秀小說的人，同樣都是在尋找一種與別人不同的「區隔感」（distinction）。最後，帕慕克說到政治：
猜想館長選擇物品背後的政治因素。為甚麼選擇這幅，沒選擇另一幅畫？為甚麼其他作品只能靠邊站？困擾博物館和小說的麻煩，使得在兩者之間創造出一種親緣關係，就是再現問題以及其政治後果。
文學創作，我們常談論「發現」，或說是「頓悟」（epiphany）。這無疑也是一種尋找客觀事物間的相關聯處。如上所說，帕慕克找到「博物館」與「小說」兩者間的相類點。文壇流行的「采風」活動。一群作家相約到某個景點觀光遊覽，然後寫下與景點相關的作品。千山百川，無非都是過眼雲煙，若只賦予優美字詞，欠缺發現，則將只是平庸之作。
文學作品並非對客觀現象做出「複述」。簡單一句，詩在風光以外。作家非得通過思想與觀察，尋找到相類點，才值得其挑燈不寐。在「相類」之外，另一種關聯的情況是「對比」。所謂「存在即對比」（existence is contrast）也。
有關對比，在上海張江博物館與台北登小樓的「詩與攝影展」上，我曾提出「第三者」的說法。第三者可以打破世態貫看的二分法，提供無限的可能。因為這無限的說法，我們對一切既定存在的事物，對那若有若無的事物, 才可能有所「發現」。
一般人想到的「對比」，是大與小、冬與夏、肥與瘦、父與子、緩與急、裡與外、東岸與西岸、戰爭與和平、城市與鄉村、精神與物欲……的對比。這是「第一層」。但有才華的詩人不甘心只做這樣慣性的對比, 因為慣性背後容易落入平庸，缺乏創造性和新意。
詩人以其本領創造出驚奇，例如前方是戰機的狂轟濫炸，背後泥濘地上有一群孩童正在踢球；或中央是一個廢墟，七彩氣球和女巫圍繞著它。這是「第二層」。再進一步，優秀的詩人認識到存在的真相，發現所有事物的意義都在對比中存在，這種「發現」，令他對生命與一般人的體會大大不同。有了這發現，加上對詩歌語言的修為，如此才算優秀的詩人與詩歌。這是「第三層」。
不論是「相類」或「對比」，作家都必得對這種關聯狀態有所發現。事物的存在總有它們背後的理由。寫作時我們必得繞到事物的後面或裏面去，而不是與它們平視或對視。我所理解的文學創作，是一種精神或哲學行為，雖不能沒有技巧但卻非因技巧存在。
我重視創作上的思想，文學創作的終點是「思想的較量」，沒有其他。只是技巧雖是手段，卻同樣重要。無論其於詩歌或小說，都是種述說的形式，也即語言。它讓作者的精神與哲學，都能得到恰如其分的展示，那才是文字書寫的藝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