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一天,麥釗興高采烈地回到公司。跟我們說:「今天接到宗不錯的生意。但有難度!」我和老胡疑惑地望着他,甚麼生意值得那麼高興?他繼續說:「丁衍庸畫冊,薄薄的大度十六開,共三十四頁。」印數不多,黑白圖片為主,裏面五張彩圖。這是我們接的第一本彩色畫册。那個年代香港四色印刷機可以數到有多少台,我們用單色機就要印四次!
甚麼丁衍庸?我接過那些畫稿,端在手裏東看西看;無論用甚麼角度,在我來說,都是真正「小學雞」(粵方言,意謂低水平)的所謂水墨畫。小魚青蛙,雞鳥蘭竹,傻呼呼的眼睛,倒是蘭草畫的輕逸……
「鍾馗畫得咁搞笑,點捉鬼哦!」我說。麥釗撇了我一眼,我知他想說甚麼:你識乜?「丁衍庸早年留學日本,被譽為東方馬蒂斯。他與林風眠、關良號稱廣東三傑。」胡玉庭說。
許定銘有段日子住近我公司,每有新書出版,親自拿來送我。有一年他拿了本新書上來,告訴我那書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有專人編纂及資料蒐集,小思和他是這本書的顧問。
七十年代中國大陸很多書都被列為禁書,當年幾個對文史哲有認識的文青都投入翻印舊書,有人誤傳他們保留文化產業,其實借此糊口成分居多,不過無論我們今天以甚麼眼光視之,當年確實有多個好作家就是如此被發掘出來,例如:王辛笛、無名氏、李金髪等……。
認識許定銘以後,很多文學書都是他介紹我看,文友間互相借書的習慣很普通,有一段時間我們沒有往來,見面說起讀舊書,他笑笑說:不見了你一段日子,因何拮据至拿了我的書賣去舊書攤?我可沒有賣過書啊!在心裏叫出來。
我借過一本李廣田的金罎子給你,有印象嗎?有呀!我回他說。現在那書呢?他知道我不是個賣書的窮無癩,但書往哪裡去了確實記不起,我不是愛書人,甚麼孤本,或者印刷精美典籍,於我都沒擁有的意欲。好書我會找來看,看完了誰喜歡隨便拿去,我的概念是好書應廣傳,還不還沒關係。
「我借給你五本書,只記得兩本: 李廣田的短篇小說集《金罎子》和端木蕻良的長篇《科爾沁旗草原》(開明版),此兩書極罕見,我以後都没見過第二本。」
「那批書可能是借上借,想不到李廣田就此被我斷送前途!」
「我對李廣田的《金罎子》印像深刻,因為封面倒了一大塊墨水,」許定銘頓了會兒用個喜悅的眼神對我說:「沒想到再被我遇上,用四佰五十元又把它買回來!」
「嘿,那我欠你四佰五十元好了⋯⋯」失了他的書沒有內疚感,因為知道他不會駡我。細心算算,何止四佰五十元?一本七十年代的舊書,大概八十元,二千年已漲價至四佰多元,三十年重逢才叫人咋舌!
幾年前與老胡談畫說到丁公,他告訴我仍保存麥釗當年印的畫集,我說拿給我做本復刻版,在國內的孔子舊書網賣千八元人民幣。過幾天相約在藍灣半島喝茶,那裏近他公司;老胡把畫冊帶了來。
「很奇怪,我在書架找到兩本⋯⋯」老胡喃喃自語:「兩本封面不同,交一本給你可以啦!不明白為甚麼還有另一本內容完全一樣的,阿麥攪甚麽鬼?封面雙胞胎。」
與老胡喝茶,每次都不知吃了甚麼點心,東拉西扯又說起當年在登龍街,我們週末幾個去了樂聲戲院看電影的日子來。
最近黎漢傑說在臉書,見有人買了本上官竹子著的《夢之圓舞曲》舊書,裏面夾了篇我的書評,我叫他問網主可否割愛,代買回來,早期寫的都是粗陋之作,免人見笑,但至今仍未見回覆……。
許定銘失去那有「大塊污點」的李廣田,輾轉重新拾回,很為他高興,我的手稿卻無望收回,只好緣隨天意,無需强求,如果生命完美無瑕,才不知人活着為的是甚麼?若十年後,物主執拾東西,在抽屜底又找到我的劣作,會不會不復記得上官竹子的《夢之圓舞曲》借了給誰?
每本舊書背後都承載着它的故事,往往就是那一點讓我們碰上了,李廣田的小說集,在我讀書的小圈子裏,經我借出後,不知遊走過多少人才淪落回舊書攤被許定銘重拾?
莫一點交給麥釗為老師印的畫册,如果不是胡玉庭愛畫存起樣本,可能不會有人知道此畫冊有兩封面,這又令我想起中大的《書影留蹤》,總有一些像許定銘愛抽絲剝繭的人,為很多過去的舊書找答案。但《丁衍庸畫冊》,同一時間有兩個封面。這個謎只有麥釗才知,沒有人可以解開,因為他已經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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