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的政治就是明日的歷史。詩人應明白，每一件事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必有其可知或不可知的前因後果，故而其思想必得寬厚而綿長，忠於個人的情感，外萃取歷史，內沉澱生命，方能悟到存在和世相本質的荒謬與矛盾。
詩人應如何看待歷史？可從「微觀」與「宏觀」兩個方面去理解。所謂微觀即是個人的回憶。我一直很重視回憶在寫作中的重要性，並喜歡引用德國詩人布萊希特的〈回憶瑪麗安〉這首詩來說明。
1920年詩人在去柏林的火車途中，在筆記簿上寫下此詩。電影《竊聽風暴》（The Lives of Others）裏的一幕，特工維斯特孤獨地躺在黝暗房間中讀書，讀的便是這首詩。布萊希特因為對這份愛情有了冗長的回憶（歷史），遂寫下了如此奇特動人的詩句：
自那天以後，很多月亮
悄悄移過天空，落下去。
那些李樹大概被砍去當柴燒了，
而如果你問，那場戀愛怎麽了？
我必須承認：我真的記不起來，
然而我知道你試圖說什麽。
她的臉是什麽樣子我已不清楚，
我只知道，那天我吻了她。
詩人因為回憶才發覺他的忘記，這當中是善良的。此詩，藉回憶鋪排而成。個人的回憶必然存在於所有的詩人身上，那毋庸置疑。我要說的是，寫作是以思想為主導而非感情。詩人必得讓自己的思想置放於個人的歷史長河上。
亦即，詩人在思考如何表達時，其思想不能停留在當下極觸感之處，而是時間的「上游」。詩人最佳的狀況是「在時間的上游上寫作」，這也是狹義的「以古鑒今」。如此方有可能看穿紛紜的世相，尋得真相，或說那才是真實的。我們說，詩人不說謊，其理由在此。
宏觀的歷史是詩人必得意識到自身所在的時代。那是一種存在的覺醒。文學史說，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其意也如此。優秀的文學作品裏，總存有歷史性的厚重，雖不一定是歷史事件的部分紀錄。
良好的述說都是「沉澱」而來，加以恰如其分的述說，而非簡純的意象噴發。評論家一致認爲，法國存在主義作家沙特的作品深具歷史性。《嘔吐》裏的主角羅昆丁（ROQUENTIN），就是藉著創作的力量，來逃避生命存在的不明確性帶來的不安和恐懼。
「沙特的文學帶有歷史性，但他不在剖析時代的平面，不用觀念來批判歷史，不預言未來。他的作品永遠是現實的，而現實永遠是曖昧不明，現在永遠是搖晃不定，他决不在作品中作出斷言，以尋求歷史的確實性。」1古人文史哲不分家，其理大矣！詩人都得去讀歷史，這是最起碼的「歷史觀」。
臺灣詩人余光中說，「湖南」是地理名詞，而「湘」則令一個專有名詞立體化。前者是扁平的，而後者是立體的。惟有具有歷史觀，方才悟出存在的搖擺不定與虛妄不實。而那是生命的真相，也是詩歌抵達的地方。
近兩年我經常到臺灣，寫下不少與臺灣有關的詩篇。在詩裏，我喜歡稱臺北為「臺北城」、高雄為「高雄城」；稱台南為「台南府」。在語言的感覺上，我認為更合宜，因為那更具有歷史感，賦予了一個工具性質的符號的生命。試讀我的〈在臺北〉這些詩行：
而那些落果或得到救贖，終會摔倒在泥土上
讓卑微的種子發芽。有空氣有水份也有
愛。一個人的愛是存在的
我從臺北舊城的屋簷下走過，或許
有人在咖啡館的落地窗前看雨
或許我認定，或許我們認定
僅僅是一場雨，便是臺北城的明天
這裏同時出現了「臺北」和「臺北城」。我特別要指出，歷史感對創作的影響，小至詞彚的選擇，大至詩意的鋪排與思想的維度。詩歌的歷史性不止於對時代的反映，或對歷史事件的書寫，其融於作者思想中而為一種沉實的述說技法。當中暗含聯繫與時間性的美學概念。
西洋文論裏有「歷史主義」（HISTORIC-ISM）者，提出對作品的審美觀是，作品作為一件創造的藝術品，有其獨特的價值，很大程度上是該時代的各種力量塑造的結果。遺憾現在很多詩作，僅僅是詩人個人情感的抒發，當中欠缺某些歷史元素。詩的厚重與單薄，於此區分。
注
- 見〈序：沙特的生平和思想〉，《沙特文學論》，臺北志文出版社，1991年，頁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