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電最多的地方 能源轉型越困難
在全球氣候政策與企業永續承諾中，「再生能源」長期被視為是通往碳中和的主引擎。技術進步、成本下降、裝置容量成長，似乎構成一條線性路徑：只要速度夠快，終點自然會到。不過，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對這條路徑的理所當然想像，在結構上實際並不成立。因為，如果這個邏輯成立，現實世界應該離目標更近，而不是更焦慮。
根據IEA 與多個國際機構的調研數字指出，即便全球再生能源新增量持續創高，整體部署水準仍比 1.5°C 路徑在 2030 年所需低約 30–40%。這不是短期落後，而是一種「追不上」的狀態；反映的不是努力不足，而是系統設計的錯位。
第一個被忽略的現實：用電最多的地方，往往最難完成能源轉型。真正卡住碳中和的，並非意願，而是地理與產業結構。台灣、日本、南韓、新加坡，乃至部分歐洲製造核心區，都有高度相似的條件：製造業密集、用電需求集中、土地與自然條件受限。這些經濟體最需要低碳能源，卻也是最難在本地完成所有低碳供給的地方。於是，弔詭的狀況出現：減碳責任是即時的，但可用的工具卻有限。
解題癥結 從技術進步回經濟結構
如果把分析從「技術進步」拉回「經濟結構」，問題或許可以變得清楚些。當前，全球電力需求最密集的地區，例如製造業聚落、科技產業鏈、高度城市化經濟體，往往同時面臨著土地有限、再生能源自然條件受限、社會與環評門檻提高等問題，但這出於結構性的矛盾，非政策上的選擇。
英國的案例極具代表性。即使風電與其他再生能源占比日漸提升，但根據英國國家電網的預估，到2035年全國用電需求將增加約50%，需求主要來自資料中心、電氣化與產業轉型。換句話說，就是供給成長正被需求結構的轉變所抵銷。
再看日本，日本也有一樣的問題。即便擁有完整的技術體系，日本政府在其2050 淨零路徑中，明確將「海外減碳與跨境合作」納入正式策略，原因無他，只因為國內條件，已逼近極限。
日本政府的選擇，清楚見證了這個現實。即便長期投入再生能源、氫能與節能技術，明確把海外減碳與跨境合作納入正式路徑，並不是放棄本地轉型，而是承認並向世人指出一項事實: 即便在高度工業化與技術成熟的經濟體，也存在結構的天花板。
需求端結構性上移 缺口拉得更大
第二個正在發生的壓力，我們看到需求端正被快速被重新定義。AI、資料中心與高階製造正在重塑全球用電曲線。根據 COP30 的觀察資料，單在2024年，全球 AI 資料中心用電量已約400 TWh，甚至超過部分中型經濟體的全年用電量。同一年，全球電力需求成長率達到約 4.3%，創下近年新高。
這意味著，即使再生能源「看起來」增加得很快，但需求端的結構性上移，仍可能把缺口拉得更大。英國的經驗值得注意。做為成熟的能源市場，英國並未因本地再生能源占比提升而宣告任務完成。
相反地，如前所述英國國家電網預估，到2035年全國用電需求可能比目前增加約50%，這也是為什麼英國近年積極推動碳市場與制度對齊，而非僅依賴國內能源配置。
碳中和如靠各自完成 將導向零和
第三個結構風險是碳中和無法各自完成；一旦趨向個別完成，極可能變成零和遊戲。目前看來，就算瞭解土地、生態承載與能源系統都成為限制來源，碳中和仍被理解為「每個國家、每家企業自行完成」。
這樣的認知與政策如未改變，最終恐導向零和的結果：製造外移、供應鏈斷裂、社會反彈，甚至，讓轉型本身失去支持。這也是何以近年國際氣候政策，開始出現明確轉向的原因。觀察這些轉變，主要來自兩大趨勢:其一，從「各自淨零」走向「跨境合作」；其二，從「單點減排」，走向「系統配置」。
根本來看，能源不是唯一限制，因為整個生態系統本身也持續在改變。歐盟近十年森林碳吸收能力下降約三分之一，顯示自然碳匯並非穩定不變的「免費資源」。這使得「靠國內能源轉型＋國內碳匯完成淨零」這件事，在數學解題上愈來愈困難。因為，在這樣的條件下，要求企業或國家「各自完成淨零」，本質上是一種結構性的不公平，也是無法永續的一種假設。
資源錯位 減碳必須越過地理限制
從資源基礎觀點（RBV）來看，低碳能力正在成為稀缺、不可替代的策略資源，問題是它的稀缺性並非全然來自技術，更多的是來自地理與制度上的侷限。問題已不是「再生能源重不重要」，而是：在資源錯位的世界中，是否存在一套能跨越地理限制、重新配置低碳資源的系統？
如果再生能源無法單獨解決這些結構限制，那真正該問的問題，或許不是「要不要碳中和」，而是：如何讓「減碳」系統跨越地理限制，並將全球視為一整個單位來規劃並進行後續政策與實務的推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