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個不讀書的理由 墨爾本文學地圖

作者武陵驛
本文作者武陵驛,澳大利亞華文作家協會(ACW)會長。小說散文見於《文學港》《江南》《廣州文藝》《莽原》《長江文藝》等。入若干年選。詩歌刊於《創世紀》《乾坤》等。文學評論偶見於《文訊》等。出版小說集《水蜘蛛的最後一個夏天》《騎在魚背離去》《敲頭人》。圖 / 武陵驛提供

2023年的疫情最終解封是悄無聲息的動人心魄。如果像我一樣經歷了一場大病,也許,你會懂得病癒進城,再次站在墨爾本中心子彈廠廣場的無聲勝有聲。10月是南半球的春天,我從大病中起死回生,沒有帶任何書,兩手空空如也,黃銅大鐘高懸在熙熙攘攘的人們頭頂上,恢復到疫情前的六七成熱鬧,卻彷佛是嶄新的世界了。黃銅大鐘的時間沒有錯亂,依舊走得按部就班,但令人困惑。

三年來,這裡醞釀了一種滄桑的陌生感,我發現頭頂上的大鐘換了地方,從原來的塔樓換到了塔樓對面,吊在原來小小圖書館所在地的樓層欄杆下方。只有我發現了這種錯亂。而小小圖書館卻不復存在了。人來人往,沒有人發現,沒有人在意,細節是無所謂的細枝末節。

小小圖書館存在的時候,並不覺得如何可愛,如何了不起。一當失去,失去本身似乎與這座城的歷史產生了某種聯繫,這種折磨人心的聯繫,使人意識到墨城之所以成為澳洲的文化之都,小小圖書館不只是功不可沒,不只是本城文化地標。

以前,它像袋貂那樣低調神秘,盤踞在墨爾本中心二樓,是這座城市內心世界的入口。現在,缺少的就是蕭斯塔科維奇的《第二圓舞曲》。那種只要人有幸就能夠體驗的音樂。

回想過去三年,世界上最漫長的疫情封城日子裡,我不讀書。困守南半球的墨爾本,我有一千個不讀書的理由。在文字的碎片化裡面,這些理由都是堂而皇之的,一個最基本的理由:我失去了閱讀興趣。在自以為是的嗓門叫得最嘹亮的時代,這不是什麼問題。世上有許多事比閱讀更重要。

我記得讀到過編輯安妮 · 弗朗索瓦的文章,她講一個作家來出版社送稿件,發現她面色不佳,她結結巴巴的說她只是不想看書了。那個狂熱的法國讀書女人也失去了閱讀熱情,作家離開了,又回來,他送給她一本短篇小說家集,第三天,抽了太多煙的讀書女人開始讀那本短篇小說集,閱讀危機似乎就那樣過去了。她講短篇小說的功德不是消遣,而是自我休整,治好了她的神經衰弱。但,世上並沒有一種包治閱讀厭倦症的短篇小說。

短暫解封那天,我駕車進城。把車停在卡爾頓花園,抱著一紙箱書從那裡往西南走。約15分鐘散步,穿過綠草茵茵的大公園,無論看得見看不見,我知道草裡的野鴨、樹上的袋貂都在忙著,他們的日常是正常的。

沿著拉籌伯街由東往西而行,那些維多利亞時期的老建築是肅穆而冷清的。書很重,我停了幾次,抬頭,天空比以往更高遠,日頭從多雨的雅拉河谷,也是自東往西,慢慢滑向缺水少樹的西部,當它停在城市頭頂最高處,我的腳步也就停在州立圖書館對面的墨爾本中心。

在我還沒有移民落地澳洲的年代,中心就落成了,集餐飲購物地鐵樞紐於一身,透明玻璃天幕覆蓋著子彈廠廣場Shot Tower Square,如今到處有廣場的墨城,70年代之前是一個廣場也沒有的地方。50米高的紅磚塔樓是19世紀原裝,日本建築師黑川紀章設計了這個巨型玻璃錐,將子彈形狀的酷泊斯子彈廠塔樓(The Coop’s Shot Tower)完整嵌入購物中心。

網評有人說大得迷人,有人則說小得舒適。站在現場,你也不知道這到底是大還是小,但墨城人似乎都同意墨爾本中心是可愛的方便所在,功能表齊全,咖啡很棒。咖啡很棒的墨城不是北半球的魔都,而是南半球的文學之都。從自動扶梯上樓,經過一個咖啡館、幾間時裝店,右手一個小店面就是小小圖書館 The Little Library。

門口攔著黃色隔離帶,小小圖書館的玻璃門緊閉,透過玻璃可以看見放滿了書的四個深色原木書架,大多數是英語大眾小說,也有嚴肅文學,甚至有德文法語西班牙語中文書,玻璃牆面上優雅的白字英文告示: 「我們相信閱讀是為所有人所享有,請隨意取閱一本書。但請遵守誠信,放回另一本書,讓每個人都能繼續享有小小圖書館」。

門外堆了幾箱書,我將這箱書卸下,裡面裝著我沒看過、也不會看的書。旁邊的咖啡館美食廣場都歇業了,連喝一杯的地方也沒有。不久,墨城又封了,等到下一次解封,我依然運一箱書進城,那次小小圖書館非但沒開門,連門臉都消失了,被滿版的廣告板封得嚴嚴實實,上面預告新店裝修中。

小小圖書館就此消失了。周圍的店鋪都關著,封城進行時,屢封屢解,每次進城我都繞到墨爾本中心看一下,每次都不見小小圖書館,雖然我不閱讀了,但所失去的卻似乎大於閱讀,大於圖書館,有人說天堂是圖書館的模樣,我的確有失去天堂的感覺。

正在詫異於大鐘的錯位,琴聲飄過來,有個學生模樣的人在彈蕭斯塔科維奇Shostakovich的《第二圓舞曲》,憂鬱而隱忍的俄羅斯旋律,空間在一瞬間也彷佛錯置了,我分明聽到站在鋼琴邊的兩人在談論小小圖書館,他們歎說圖書館新位置太偏了,一問才知,一年多時間裡以為消失了的圖書館其實只是搬了個家,從最顯眼的扶梯入口位置,挪到了美食廣場最裡面的一個死角。

嚴謹的墨城人其實比北邊的雪梨人浪漫,往往表現出來的不是媚俗,而是媚雅,猶如小小圖書館被逼到了一個最不起眼的角落,書架依舊是四隻,刷上了藍漆,沒有了玻璃牆玻璃門,沒有了醒目的圖書館告示,開放的藍色形式反而增大了視覺,天與地依然擺滿書籍,與就餐區渾然一體,墨城讀書人的優雅和固執與美食廣場的煙火氣相映成趣。

回到家,我欣喜地告知妻進城最大的收穫是發現小小圖書館起死回生了。而且,黃銅大鐘也換了位置。妻愣了一下,墨爾本中心的大鐘從來沒有換過地方。你的感覺騙了你自己。她說。下一次進城,在子彈廠塔樓前,我看了半天,不知道黃銅大鐘原來究竟在哪裡,時間本身和時間的表像都是謎。

移步到最裡面的角落,小小圖書館歷經疫情和換地方之後,依然寧靜地望著我,我知道它希望我看到它,一直,正如我們每一個人都希望別人能看到自己一樣,小小圖書館是我的世界裡必要的存在,它欣然接受我對它的任何挑剔和苛求,正如我們也期待經歷疫情大劫之後,人不再是偶然出現的一個佈滿傷痕和缺陷的存在,而是在心有靈犀的別人眼中可以欣然接受的夥伴。

我從書架上取了一冊David Malouf 的《回憶巴比倫》,依然期待能聽到蕭斯塔科維奇,腳步朝美食廣場的鋼琴一側挪動。耳裡滿是喧囂的人聲,依然沒有音樂,小小圖書館的失而復得讓我敬畏生活裡的每一個謎,朝著哪怕是微小的某種可能性移動。世上並沒有一種包治閱讀厭倦症的短篇小說,但,我是在重新發現小小圖書館的過程裡漸漸恢復了閱讀的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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