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川普4月2日在白宮玫瑰園，將當天定為「解放日」是「美國史上最重要的日子之一」，宣佈的是「美國的經濟獨立宣言」。過去4個月以來的紛擾，像極了連續劇的情節，面對這次川普關稅議題需有統整歷史、經濟、供應鏈等面向的維度評判，才能為企業帶來新思維與應對策略。
80年代美國301條款
台灣從匯率爭議到產業轉型
回顧上一次台灣產業面臨重大的危機時刻，在綜合貿易暨競爭力法中的「301條款」調查。起因於1986年起，台美急劇擴大的貿易順差，台灣對美出口迅速成長，但因進口限制、匯率控制等問題，導致美國指控台灣操縱匯率與實施不公平貿易措施，所以對台啟動301條款調查。
當時的美國政府不僅認為新台幣被嚴重低估，也關切台灣保護本國市場、限制外資進入以及出口補貼政策，尤其，關注台灣對高科技與資通訊產業的優惠措施構成的貿易扭曲，將台灣列為主要的「貿易不公平行為」國家。
於是台幣美元兌換，從1985年至1989年的1：40升值為1：26，4年內台幣升值超過35%，造成出口成本上升，對傳統勞力密集型產業產生沉重打擊。許多產業為維持競爭力開始外移，包括西進中國與南向至東南亞地區，同時開啟台灣傳統產業空洞化序幕。
其實，匯率除外，當時台灣還做出一系列讓步，包括取消進口課稅計價表，改採實際交易價格做為報關依據，這項舉措提升了貿易透明度，也回應美國對進口計價不透明的批評；其次陸續鬆綁金融等服務市場的外資限制、降低進口關稅，開放美國農產品與高科技產品進入台灣市場；後來，這些改革都成了台灣後來加入WTO的重要基石。
昔日那波301條款對台灣的貿易施壓，不僅是台美雙邊經貿摩擦的縮影，也深刻影響了台灣經濟體質的轉型。短期內雖造成產業衝擊與資本波動，卻也間接促成台灣逐漸從以出口為導向的勞力密集產業，轉型為產銷資通訊與半導體為主的高附加價值經濟體。
回顧這段歷史，只為前瞻，同時以歷史觀點，指出美國長期習慣透過保護主義條款，做為其經貿談判與國際政經策略的重要武器，藉此對包括台灣在內的貿易夥伴，施以壓力，維護其在全球的經濟與策略利益。
60年代美國
232條款起源與冷戰時代
時隔40年，川普2.0啟動232條款，同樣藉口調查與認定特定產品的進口是否影響美國國家安全為由，對台灣產業展開調查，影響程度並不亞於所謂的「對等關稅」。232條款始於1962年，美國總統甘迺迪簽署的貿易擴張法（Trade Expansion Act），其中的第232條款授權總統在國安受到進口產品威脅時，得對其徵收關稅或採取其他貿易限制措施，以保護重要產業與國防能力。
當時，該法案還授予總統在5年內減少一般關稅最多50%權限，以推動國際貿易自由化、強化美蘇冷戰下的盟友連結。232條款雖早設立，卻直到1979年與1982年才首度被用來處理原油禁運等措施。真正展開調查的案例是1981年對搪瓷化學加工設備(Glass Lined Equipment)的調查；其中，賓州莫谷一度是美國崛起的象徵，唯等鋼鐵業沒落後風華不再；1962年，時任美國總統甘迺迪訪賓州，卻未動用232條款救助莫谷，以扭轉衰退命運，當時掀起不少話題。
2016年，川普1.0首度用232條款保護鋼業，並在2018年對鋼與鋁分課25%與10%加增關稅；拜登上任後改採進口豁免，兩相抵銷對賓州鋼鐵業無任何助益。今年，川普重返執政，對鋼鋁狂增50%關稅並取消所有豁免，同時對汽車、零組件展開232條款調查，並加增25%關稅，意外成為美國與歐盟、日本、南韓對等關稅達成協議的籌碼，以上經濟體與國家目前都取得同為15%的對等關稅。
關稅大軍壓境
企業決策四大思維
國際貿易準則(Incoterm) 國際貿易談判，誰付運費、誰付關稅；出問題誰負責…，成為談判的主要條件，一般進出口準則中常見的FOB (Free On Board) 與CIF (Cost, Insurance and Freight) 條款中，關稅一般由買方負責，也就是進口到美國的產品關稅由美國品牌商承擔，如Apple, Google, Amazon等。所以，美國進口關稅的壓力將落在品牌商身上，後續可能轉嫁消費者，也有可能品牌商對供應鏈上的供應商，透過議價取得降低關稅的影響結果，這攸關買賣雙方議價能力與合約談判的條件，故壓力並非只在賣方身上。
此外，貿易條件中，匯率的影響也絕不亞於關稅威脅，台幣今年五月升值近12%，造成國內許多中小企業出口的極大壓力。因為，美國關稅影響的只有對美貿易，但匯率將影響對全世界的出口，企業面對國際貿易的激烈變動，匯率避險與合約談判是不可忽視的課題。
各國對等關稅下的分析 供應鏈討論的是供應網絡間的相互影響，至8/6日川普宣告的對等關稅，除台灣競爭對手日本、韓國關稅15%，餘東南亞國家如菲律賓、印尼與泰國均為19%；越南20%、馬來西亞25%、印度50%以及墨西哥30%，皆出口至美國生產基地。
以消費性電子產品為例，對應日韓與台灣，透過主要在東南亞布局可知，前述3個國家大部分的代工製造商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與設計、開發、生產製造商ODM(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幾乎集中在泰、越、馬或布局印度與墨西哥。
川普的對等關稅並非台灣獨有，故考量總成本成為所有企業產能與產品布局的關鍵要點，這些總成本考量包含各地的生產成本、原物料或生產物料的取得、生產的效率與效能與對應美國市場的進入障礙等。
這些考量點皆非單看台灣的對應關稅為多少而定，照目前公布的資料觀察，台灣面對日韓的競爭，並未與其他委外生產國有重大差異；若日韓企業要將生產拉回本國生產，也需衡量5%優於台灣的關稅，是否可涵蓋所有相關生產成本。
台灣產業出口分布分析 依財政部關務署資料顯示，今年上半年國內出口總額約2,832億美金，台灣出口前三大為中國、美國、東協，由此可知台灣企業有近5成出口至中國與東協產製。以半導體晶片為例，去年晶片出口約1800億美金，實際直接進入美國的金額近80億，如前所述，在這樣的結構下，壓力將落在美國進口的品牌商身上。
若以台灣直接出口美國的分布來看，這部分佔台灣出口總額27.9%。進一步分析對美國出口前5大產品中，自動數據處理設備及其零件、積體電路晶片為前兩大產品，這些出口產品若為指定物料或關鍵產品則在貿易條件下，其關稅可能由美國客戶負責，若屬非關鍵產品，為因應市場競爭考量要吸收關稅影響時，則對企業利潤的維護將產生壓力。
美貿易擴張法232條款 美國總統川普於8月6日宣布，將針對進口半導體課徵100%關稅，以推動供應鏈回流美國。不過，新政策設有豁免條件，對承諾在美投資設廠企業，將排除在課稅範圍內，這對台積電、輝達、美光等是一大緩解，可望避開沉重的關稅衝擊。但是，終端產品並非只靠積體電路晶片就可完成，還需中下游生產製造與相關供應鏈的供應商支援。
首先，對已切入美國設廠的企業，營運壓力依舊不小，分析人力後發現，美國失業率約4%，充分失業率3%，美國人口3億，就業人口假設一半1.5億人，但經計算只有150萬人力可用，缺工應該就是將製造趕回美國的關鍵主因，因其優於成本計算。
其次，到美國設廠需要完全的供應鏈配套，上游積體電路或IC設計毛利高，對營運成本增加還可消化掉，但愈往中下游走，一旦毛利不像上游產業高，將無力負荷過高的生產成本，自然不想到美國設廠。尤其，若只為美國市場設產線，在美國未來經濟仍有憂慮前提下，許多企業勢必採取以拖待變以觀察後勢再做決策。
去年，台灣出口美國產品共1,113億美元，符合貿易擴張法232條款的資通訊產品(ICT)占61%，共有681億美元，這是國內企業擔憂的重點，因其影響將超過對等關稅帶來的衝擊。
用韌性穿越風暴
中小企業挑戰與因應4方向
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全球化的73年過程，全球企業主要由策略驅動往低成本國家(Low Cost Country, LCC)移動，台灣企業更將此奉為圭臬；不過，卻也因以量制價的經營環境無法拉高利潤，連帶無法思考風險的影響，使得風險管理成為當時企業最脆弱的一環。
全世界經濟環境在川普1.0時，因其展現狂人法則，將世界生產基地趕出中國(China+1)；驅使全球生產分散；目前來到川普2.0，他更以絕對實力施行保護主義，利用關稅壁壘使得市場加速分散。台灣企業在面對美國保護主義不斷升溫下，筆者提供4項挑戰與因應方向。
拆彈為先盤點危機現金為王 美國關稅充滿不確定性；中國製造則持續內捲，企業需先拆彈以盤點營運可能危機，現金、市場、產品、價格、生產成本等，必要時要縮減規模，留一口氣在，做為「剩者為王」。
其次，企業也要更重視公司的資產負債表，這是企業能否戰勝對手、存活並持續競爭的基礎。當年日本廣場協議後，因資產負債表失衡導致企業將賺來的錢都用於還債而無力投入新的研發才陷入困境。在總體經濟環境大幅變動之際，建議企業需要認真注重資產負債表的策略。
少量多樣生產 專注市場區隔 保護主義的興起將帶動生產或營運成本攀升，導致物價通膨緊縮市場消費，量大不再是法則；少量客製化將成潮流，如何專注少量多樣需求不再盲目擴充，將成為唯穩供應鏈策略。至於，技術本位將強化客製化下的價格優勢，客戶需要的是價值而非議價後的價格，對應通膨只有不斷提升產品價值才能去化。
提升附加價值導入智慧化生產 大型企業早已習慣並開始執行或已展開未來AI世代策略，反倒是，中小企業在種種條件限制下無法伸開手腳。面對一波波環境變動，提升產品附加價值是中小企業需正視的核心課題，Me too的時代已過去，沒有差異化與產品價值就無法適應未來市場。其中，數位化與智慧化生產是產業升級必要工具。
區域市場與盟國立貿易新機制 區域市場將是未來常態，市場因受地緣政治主導，未來，政府要協助國內企業開疆闢土，區域貿易的協定以獲取優惠待遇將有助穩定中小企業的生存。在川普不斷釋出更換聯準會主席鮑爾的聲音中，面對的不只是經濟，而是因為高利率已讓美國聯邦政府利息支出接近國防預算，財政壓力沉重。
預計在川普強力干擾下，Q4聯準會可望降息，一旦美國進入降息循環，新台幣恐將再度升值，對出口也將再構成進一步的壓力，筆者經常說要慢慢習慣一個沒有美國的市場，此時區域經濟市場將成為及時雨。
歷史循環與未來選擇
全球佈局深化韌性創新趨吉避害
回顧近代歷史，在新舊強權爭霸過程，大國間的權力轉移往往伴隨長達近20年的動盪，從荷蘭、英國、美國到現在中美進行中的挑戰，都讓全球見證了全球貿易政策的波動與權力激烈角逐；若以2018年做為這20年震盪的中心點，那麼在2028年以前，地緣政治仍將持續影響地緣經濟。
保護主義自工業革命以來，一直是落後國家採行的崛起工具。時至今日，卻成為先進國家拿來做為重構秩序的武器。全球化的幻影，在二戰後73年間破碎，使我們進入一個地緣政治、資源安全、氣候治理交織的「去風險化時代」；台灣做為科技與出口強國，唯有積極佈局全球、深化韌性與創新能力，才能在保護主義與地緣博弈中避免受害，爭取主動，持續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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