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進半導體製程上，全球化已死
-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
張忠謀這句話，點出了國際趨勢的轉折。從各國在全球化體系下各自發揮相對優勢，演變到以國安為名的科技自主與經濟保衛邏輯，在這過程中每個人受到的影響不同。然而，面對氣候變遷，一但失去全球協作，很可能不只是影響到全球經濟，更將危及適合全人類生存的未來。
川普重返舞台，再度高舉關稅與製造回流等保護主義旗幟。與此同時，全球安全局勢持續惡化：以哈戰爭持續、以伊衝突再起、美中對抗未歇、俄烏戰爭未解，地緣政治裂痕已深刻影響全球供應鏈與政策協調能力。世界經濟論壇2025年《全球風險報告》指出，全球在地緣政治、環境、社會、經濟與科技等各領域的局勢越發破碎化，我們似乎正處於冷戰以來最分裂的時期。
身為氣候科學家，我關注的不僅是單一國家的政策起伏，而是這些動向如何累積成更大的結構性風險──當國際社會走向碎片化、合作退潮，全球減碳與氣候調適能力也隨之削弱，這正是氣候風險推估中所謂的SSP3情境，又稱「崎嶇之路」 (A Rocky Road) ，一個減緩（mitigation）與調適（adaptation）壓力同步升高的情境：正走向區域競爭、高排放、低適應力的高風險未來。
全球合作為何對於解決氣候變遷至關重要？氣候變遷議題與傳統環境問題十分不同。像空氣污染、河川污染這類議題，由於污染物有限定的擴散範圍，污染區域大都發生在排放源周邊，如印度的空汙，不影響英國的空氣品質；中國廢水排放，不影響萊茵河水質，哪些區域污染，在那些區域治理，即可解決。
但導致全球暖化氣候變遷的溫室氣體，具有跨境性與延遲性，溫室氣體一但排入大氣，平均可在大氣中停留數十年至數百年，隨風向可以跨越國界，並在全球大氣中均勻混合。科學觀測顯示，儘管二氧化碳排放高度集中在已開發國家與新興經濟體，但濃度在全球卻幾乎是平均分布，並且，即使如疫情期間排放量曇花一現般地下降，若沒有持續地降低碳排，溫室氣體濃度仍會持續上升。
由於全球升溫速度取決於溫室氣體濃度，其又取決於人類整體累積的溫室氣體排放量，這使得即便是排放極低的國家，也無法免於承受全球暖化所帶來的衝擊，如海平面上升與極端天氣等；同理，致力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下簡稱減碳）的國家，所承受的氣候風險並不會比沒有減碳作為的國家低，這也是為何如碳關稅（CBAM）這種經濟手段，開始被用來促使其他國家減碳。
在氣候問題上，我們無法各自為政。我們會走向怎樣的未來，取決於國際政治、經濟與社會的集體選擇。為預測這些選擇可能帶來的風險，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PCC）的評估報告採用了名為「共享社會經濟路徑」（Shared Socioeconomic Pathways, SSPs）的情境推估架構，除排放量，更考量國際合作程度、經濟成長模式、科技發展、教育普及等社會經濟發展元素。
因此，從當前國際局勢觀察，我們似乎正走向區域競爭路徑中的SSP3情境。一方面減碳行動因區域對立與政策碎片化遭受侷限，各國各行其是、缺乏長期協調與信任機制，全球減碳效率低，全球排放居高不下。
另一方面，隨著全球升溫與極端氣候災害加劇，薄弱的國際合作、受阻的技術與跨國資金流通，卻使得多數開發中國家缺乏資源投入氣候調適，無法強化基礎建設、保護糧食與水資源系統，導致災害衝擊擴大、社會脆弱性加深。換句話說，在SSP3情境下，全球陷入一種惡性循環：氣候衝擊愈來愈強， 人們卻愈來愈難以應對與改變路徑。
當然，氣候情境推估並非命運，從科學角度來看，轉向較低風險的路徑，如朝向SSP1永續發展情境仍有可能，但需要加快大規模的系統性改變，包括全球合作推動包容性與環境友善的經濟發展、加速低碳能源系統轉型、轉向低需求與資源效率路徑、強化跨國技術轉移與資金流動、實施嚴格一致的減碳政策、互助建構有調適力的韌性社會、改善土地利用管理與生態保護等。
問題是，如何在逆風中轉向？顯然，當前全球焦點集中於經濟保衛與軍事安全，國家層級的協作缺乏動能。但氣候行動除了由上而下的政策成果，也有由下而上的社會能量累積：企業、社區、公民社會、甚至個人，都能以各自的方式發揮影響力，私營部門掌握的技術、資金與創新力，若能串聯跨域的解決方案，也能起一定的領導作用。
氣候變遷不會因為任何人的否認或忽視而減緩，2023、2024持續創下人類有紀錄以來最熱年度，2025二月全球的海冰覆蓋面積創下歷史新低，熱浪、洪災、乾旱等極端天氣事件頻繁發生。
留給我們選擇的時間不多，所幸我們仍擁有選擇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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