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克斯教授在《永續發展新紀元》一書提到，高等教育在「內生型成長」與「追趕型成長」的國家中，扮演關鍵角色。就我的觀點，經濟發展是以投資為基礎，教育所累積的「人力資本」代表個人與整體社會，在工作技能與生產力的提升，更是推動經濟成長的主要力量。
所謂「內生型成長」是以科技突破為基礎的經濟成長。通常由擁有高學位的科學家與工程師密集研究發展所產生的結果。研究發展不以大學單一機構為基礎，而是靠多所大學、國家實驗室與高科技企業的網絡建構而成，這也就是歐美日本等先進國家，打造出來的「國家創新系統」。
至於「追趕型成長」是指採用來自外國的科技。此時，大學的角色是培育適當的人才，做好使用這些新科技的準備。不過，有些科技無法直接移植或撿現成的，必須經過調整以適應本土需求。這時，大學培育的專業人才就很重要。從早期的農業技術、紡織與民生工業、石化鋼鐵等重工業、資通訊與半導體產業，到最近離岸風電等綠能產業，都是藉由引進國外技術與人才發展起來的。
台灣戰後這幾十年的經濟發展，使得我們已從過去純「追趕型成長」，逐步邁入「內生型成長」的階段，這期間高等教育扮演重要角色。尤其，面對當前科技時代，更需要大量擁有碩博士學位的專業人才投入研發與產業創新。國內各大型集團企業應與大學密切合作，不僅只提供產學合作機會，還可建立企業內訓管道，鼓勵員工在職進修與提高生產力。
大學同時還有責任要協助所在社區，找出並解決永續發展的本土問題，像是面對貧窮、疾病、氣候變遷、新科技等，就近協助量身打造在地解決方案。這些問題通常都很複雜，甚至遠超過地方政府機構的能力，需要各關鍵大學跨校合作解決。台灣高教目前在這方面扮演非常積極的角色，舉凡生態保育、公共衛生、災害防治或社區營造，都能看到不同大學師生共同努力的身影。
美國長期倡導由各大學協助解決這類國家發展上面臨的問題，特別是對聯邦政府在各州支持與資助的大學，要求的不只培育人才，還要跟所在社區合作解決當地問題。我認為這正是當初台灣鼓勵各縣市廣設大學的主要目標與初衷。
只可惜政府後來放任各大學自主發展，多數新設的公私立大學終因缺乏整體規劃，使得資源往頂大集中，少子化影響逐年加大後，各校為求生存只能顧著搶學生，顧不了原先一縣市一大學的辦學宗旨，也削弱大學在地功能的發揮。
以目前正往綠能大力發展的彰化縣來說，包括: 離岸風電、電池與電動巴士等重大投資正積極推動著，按理說這時大學培育與產學合作可以起相當大的貢獻，然而實情是，在南彰化長期投入農業、綠能、觀光等領域，成效有目共睹的明道大學，今年已被教育部勒令停止招生。不只是大學，高職也有相同的遭遇：台東縣的公東高工，一直是培育原住民木工等技職人才的搖籃，今年也被列為專案輔導學校，同樣在未來可能面臨停招的命運。
大學受少子化影響招生嚴重不足，這是顯而易見的威脅；學生普遍學習意願低落，可能才是經常被忽略隱而未見的重大問題。我認為這源於中學教育階段，許多學校的教學與考試，對所謂標準答案的重視遠多過思考過程的傳授，課堂活動要求學生聽話更甚於鼓勵個人觀點的表達。
社會長期對學歷存在迷思，相信文憑甚於專業，也因為這樣讓學生在長期的壓抑與挫折中，失去對學習的熱情、缺乏探索自己的機會。從國小到大學，甚至畢業後考研究所或應聘公職，幾以考試取材為主，難怪聯考取消後，補習班非但沒有消失，反而更朝專業分科上設立，在台灣各式各樣為考試而設的補習班林立，甚至有所謂補教利益共同體的畸形發展。
台灣的高等教育在這個科技高速成長時代，所要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面臨的挑戰更不少。就像人類社會在追求永續發展的過程，需要解決的問題都非常複雜，在在考驗每個人的智慧。然而我相信，教育部若能借鑑美國聯邦政府補助地方大學的作法，共同打造台灣「國家創新系統」可能是化危機為轉機的策略思考核心。
當我們暫且從少子化與政治考量的綑綁中掙脫，在喘息時不妨回到一縣一大學的思考基礎，如何落實以地方發展需求為核心，在基礎教學外，倡議導入以解決問題為導向的課程設計、推動產學合作、大學跨校互助、建立長設互助機制。
這樣做的好處是，可以使學生在畢業前就可得到校外專案實習、參與、學習與啟發的機會；可以透過地方發展需求帶動教學創新，讓台灣各縣都有特色大學。然後進一步，可以使各特色大學能為地方發展所用，成為可資仰賴的智庫、實習所與教育訓練中心。像這樣，朝著打造台灣自有的「國家創新系統」脈絡想去，一條具共識共行的大道昭然若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