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詩刊》香港詩人部分概述
粵港澳大灣區的概念是行政上的劃分，但城與城間交通、商貿與政務上的互通是顯而易見的。譬如高鐵貫通兩城，打造城市人的一小時生活圈。然詩歌上的互為影響出現的「發酵作用」，卻必須經過一段悠長歲月，經過評論家探研剖析，真相才能大白於世。
城市間愈緊密相連，貨暢其流，自然愈為繁榮發達。有個普遍的偏見是，發達城市不利於詩歌，因其現實的經濟與冷漠的科技足以戕害詩歌發展。不過，這只是一種淺見，因為詩歌的土壤，不在表面的環境，而在深層的人心，包括人的本性與思想，也即自然與文明。
德國評論家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的名著《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在推介波特萊爾（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1821-1867）時，便引證詩歌在城市中的存活，不遜於鄉郊田野的務農生活。書中他引用波特萊爾的〈七個老頭〉（節錄）：
某日早晨，當那些浸在霧中的住房
在陰鬱的街道上彷彿大大地長高，
就像水位增長的河川兩岸一樣，
當那黃色的濁霧把空間全部籠罩，
變成一幅像演員的靈魂似的布景，
我像演主角一樣，讓自己精神緊張，
跟我已經疲憊的靈魂進行爭論，
在被載重車震得搖動的郊區徬徨。
城市和鄉村形構下的本質並非相對存在，如何看待環境改變，在於人的「靈魂」，詩人必得讓自己成為「主角」才是關鍵，也就是詩人不能屈從於城市牢固的建制底下，必得忠誠於個人的本性與建構自身強大的思想。所以，問題不在外境，在詩人自身。以往的經濟發展，出現城鄉對立；近年已演變為城鄉共融。其軌跡與詩歌的最終價值不謀而合。
城市既擁有流動和虛幻的空間特質，又有急促與遺忘的時間特質，香港尤其如此。以致令香港詩壇特別不容易被理解，不僅不被理解且往往衍生出誤解。在這株叫香港詩壇的大樹上，既有築巢安居的，也有隨季候而來的，更有避險的或偶然闖入的；當然有佔據枝頭的聒噪，卻也有蔽隱於枝椏間的辛勤，和忽爾發出嘹亮動人聲音的驚喜。如何歸類這些「翼裝飛行」，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香港詩人總是難以被定義的。嚴格意義上的「香港城市詩」也只是一道弱小的溪流，從早期鷗外鷗的「香港照像冊」系列作品，到馬博良〈北角之夜〉、葉維廉〈沙田舊墟的懷念〉、舒巷城的〈北角碼頭〉、金炳興〈英皇大廈的電梯〉，再到梁秉鈞的〈北角汽車渡海碼頭〉等，雖總不歇地在流動，卻也難以目睹其壯麗風光。
香港城市詩，英國管治時出現詩人余光中筆下所說的「租來的土地，借來的時間」的心理現實，在龐大的「思鄉懷舊」和「個人化書寫」底下，與這個國際大都會相比，便顯得荏弱不堪。
香港詩歌雖則是如何的不被理解，然這裏三十五位詩人的作品，卻很誠懇地反映了香港詩壇當下的面貎。他們世代懸殊、身分各異、背景不同……，然皆各佔一枝，或翔或歇，為這龐大的樹蔭，添加了百鳥圖般的華麗景觀。南國樹蔭，自是城市萬家的蔭蔽，讓其精神足以納涼於烈日底下，聽百鳥鳴聲，看遠山層疊，寐半响歡愉。
詩之為用，常為城市人所忽略。科技愈是發達，經濟愈見繁華，詩歌即愈為重要。因為詩的土壤，在深層的人心與思想中。城市人的短視致令詩歌受屈，然詩歌強韌的生命卻倒過來裨補城市人的蒼白與虛無。回歸以還，百鳥還巢，香港詩壇更值得期待。我所言的「詩即食，詩即命」，真正的詩人自是了然心坎。
香港詩歌，絕不比任何一個大灣區城市的詩歌遜色。這無疑是一句負責任的話。其在詩歌的發展上雖有過迷途與局限，然其萬象紛呈、技法多彩，是許多城市詩歌所欠缺的。讓我們從這一期的《天下詩歌》中，重新認識這個具有「精神高地」的國際都會，這些沉默的「翼裝飛行」的演出：
我聽見的響動來自一匹橘色的馬
它嘶嘶的呼氣聲
把金馬倫山越吹越尖
——〈橘色的馬〉雲影
思緒乾涸未復尋回遺留在南國的潮濕記憶
人比樹蒼老只因風在身上雕刻的紋理駁雜且無所顧忌
燈照如霜令我凍結成粘在湖邊座椅上獨自垂釣往事的、一串沉默的糖葫蘆
——〈冬日夜行於校園〉劉嘉瑜
在晦暗的房間裡寫詩，
一直寫到天空蔚藍。
像死後的那種蔚藍。
——〈曇花語言學〉白鴿子
猶如反反復複地在洗一塊布
方才，我一直都在埋頭苦幹，洗一個詞
——〈這個身經百戰的詞〉譚延桐
最美的形式給予
這個長方形的池塘
枯萎，或在枯萎的路上
其意義都離不開
曾經的花開時節
——〈荷〉秀實
（2025.12.17凌晨2:05分婕樓。）
